春秋朋党之祸散文

摘要:北宋中期的三次政治危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朋党,朋党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和有力武器。文章细致地剖析了朋党之祸的历史根源和危害,揭示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褒扬了天下为公的政治情操。 在南阳卧龙岗和襄樊隆中之间,有一历史名城,就是大名鼎鼎的邓州。邓州市中心,矗立着北宋著名改革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塑像。虽然入邓州时已见范文正公的塑像,但一入住,还一定要到像前去瞻仰一番。塑像巍峨,底座高大,更须仰视才见。塑像的底座上镌刻着脍炙人口人口的《岳阳楼记》,我情不自禁地把《岳阳楼记》通读一遍,就像当年初学时那样认真,那样虔诚,虽然早已熟读成诵。

初到邓州,由于地域差的缘故,我以为范文正公是面南而立。于是就想,文正公没到岳阳而成《岳阳楼记》,面南而立,大概是憧憬洞庭胜景吧。陪同的朋友笑着纠正说,错了,是面北。面北,即遥望首都开封,遥望北国故土。我倏然明白了设计者的初衷和意愿,“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个“君”,就是朝廷,就是天下苍生,设计者深深理解了范文正公。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正公,不会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会因为被皇帝抛弃,而忘其“忧”的。做为一个政治家,他不会那么潇洒,不会那么健忘,不会那样没心没肺。是的,文正公面像端肃,将近千年了,还是那样不能忘怀。

翻看史书才知道,自范文正公始,先后被贬黜或受排挤到邓州的朝廷要员,竟有十余人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人中几乎全部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或因反对或因支持新法而被贬黜或被排挤的,并以支持新法者为多。邓州,也因此而成了贬黜大臣的归宿,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因而也更具有神秘色彩。

自范文正公始,被贬黜或被排挤的大臣,也都戴上了朋党的紧箍咒。尤其是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反对或支持的殊死较量,因反对或支持自然而然地分化为改革派或守旧派,进而形成所谓的新党或旧党;旧党阵营中又因学术和政见不合而演化为不同的洛党、蜀党、朔党,三党之间也各自标榜,冰炭不相容,相互攻讦,你死我活。北宋中期的这种朋党之争,长达几十年之久,构成了北宋政治的一道奇观、一个怪胎。史家说是“邪正相轧,党论屡起”。其结果是,朋党之争成为名臭千古的奸臣蔡京篡权误国的政治筹码,待到蔡京把该收拾的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北宋王朝也就在金兵铁骑的追逐中仓皇收场了。

当朋党之争如火如荼、日渐推向高潮时,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就十分痛心地指出:“国家之患,率由此也。”率者,大都之意也。先前,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也曾为吵吵嚷嚷的朋党之论感到犯难,曾就这个问题询问从事朝廷大事记的大臣滕元发。滕元发为神宗分析说:朝廷里没有朋党,就是中等水平的皇帝也可以控制局面;否则,即使是高水平的皇帝也无能为力,时局就很危险了。史家也曾评论宋朝朋党之论,“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当我们纵观历史,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再来看朋党之争,可以肯定无误地说,朋党之祸,祸在误国,莫此为甚。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第一名改革家,也是朋党之论的第一名受害者。

首先以朋党为武器对范仲淹发动攻击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为相多年,因在要求皇太后撤帘还政和废除皇后两大问题上同宋仁宗保持一致,深得皇帝信任。他又兼吏部尚书,所重用的人,多出自他的门下,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朋党。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向皇帝上了《百官图》,详细而又具体地指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捅到痛处的吕夷简勃然大怒,立即诬陷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贼喊捉贼说范仲淹所推荐的人都是其朋党。两人对簿公堂,一个得到皇帝的支持,一个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其结果可想而知。范仲淹被罢免开封知府,被赶到饶州当知府。

吕夷简并不放过范仲淹,其党徒殿中侍御史韩渎按照吕夷简的旨意,还要求在朝廷悬挂范仲淹朋党的名单,此举招来了激烈的反弹。职务相当于秘书长的秘书丞余靖上言驳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和范仲淹有师友关系,范仲淹还推荐过自己,要求一同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为司谏高若讷不主持公道,还推波助澜,便写信骂他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于是三人一同被贬。翌年,吕夷简时乖运蹇,也被罢免。官员士大夫阶层议论范、吕谁是谁非,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北宋朝廷的朋党之论由此兴起,成为攻击不同政见者的有力武器,被反反复复地有效地运用着。此次可谓朋党之争的第一个回合。

朋党之争的第二个回合,是范仲淹“庆历新政”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时,改革派形势一派大好。仁宗首先开放言路,增设谏官,成立了由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人组成的知谏院,提拔范仲淹为副宰相,提拔具有革新思想的富弼、韩琦掌管军事,范仲淹还立即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文学名士进入朝廷。新政从整顿吏治为核心,打破了原先论资排辈熬年头等晋级的旧体制,严格限制高官权贵子弟以“恩荫”取得权位,对官员实行考核以政绩论用,并派出官员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罢免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吏,范仲淹亲自拿来考察记录,将不才之官一笔勾销。在场的富弼不无担心地说:一笔勾销容易,岂不知这样会使一家人都会为之哭泣。范仲淹的态度是: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得多。其他的改革措施,也在整顿吏治的基础上相继实施。范仲淹的这些措施,使得那些混日子的官吏人人自危,于是诽谤之声四起,朋党之论再次摆在了皇帝的面前。

应该说,“庆历新政”的开局相当不错。上有皇帝的支持,下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有诸多官员的拥护。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有口碑不错的政绩和戍边之功,史书说是“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朝野都寄以厚望。先前,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被贬,朝野轰动,人称“四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书》,诗作一出,京城人士争相传写,书商印刷出售,很发了一笔财。恰好到京的契丹使者,购买后带回国内,张贴在幽州宾馆,供人欣赏。待到皇帝罢夏竦而起用范仲淹、韩琦等人,士大夫在朝中庆贺,庶民百姓一路高歌,有的还打酒狂饮大声叫好,感到有希望了。可见改革派具有何等的人望,何等的人气。然而,一曲鼓舞人心的希望之歌,竟因一群卑鄙小人的破坏,败于朋党之争,归于无声无息,留给当世及后人多少遗憾和叹息!

这里,我不想去评价范仲淹他们政治性格的摇摆和软弱,以及在政治斗争中战略战术的失误,也不愿去指责苏舜钦他们为事不慎、不知自爱,经历了这场改革与守旧较量的富弼曾有过沉痛的感悟和总结,富弼感慨的是:君子与小人相处,其势必不胜。为什么呢?君子失势了,不得志了,可以奉身而退,不做官了可以去做学问;小人则不同,一旦失势,必然要加紧勾结,煽风点火,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谋求升迁;一旦小人得势,便大肆报复,惟恐天下不乱。此后,在王安石变法中起落不定、经磨历劫几乎掉脑袋的文学大师苏轼也得出了和富弼相同的结论。君子、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克己奉公,心中自有浩然之气,他们也会追求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但是以奉献为乐,不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小人则是以个人利益为最大诉求,厚颜无耻、不择手段是他们固有的特性,斤斤计较、寸利必夺就成为他们固定的思维方式,睚眦必报、以怨报德是他们特有的品德。我小时候,大人就不止一次地告诫: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待到小人们结成朋党,其危害就非一加一等于二了,而绝对是远远大于二以致无穷了。

“庆历新政”前后,每当朋党论起,欧阳修都以文学和史学大师的哲思和情采,极为精辟、极其到位地阐述朋党之说予以反击。欧阳修分析说,君子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瑕疵,惟有指责为朋党,就可以一下子全部把他们从朝廷中驱逐出去。欧阳修引鉴汉、唐因党争而灭亡的历史教训,得出了震烁古今的历史结论:要想使朝廷无贤臣良将而铲除君子,必定会向皇帝造朋党的舆论;要想削弱皇帝控制政局的能力并且蒙蔽皇帝耳目,必定会向皇帝造朋党的舆论;要想把国家政权拱手送给他人,必定会向皇帝造朋党的舆论。他感慨万端地反复提醒世人,这样沉痛的教训,不能不引以为戒啊!他针对范仲淹等朝廷重臣相继以党论罢官,愤慨地说:天下都知道他们有可用的品行,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今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邪贺于外”,这是敌对国家的福分啊!他挚切地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当初因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而向皇帝进献《朋党论》为之辩护时,尚有富国强兵之志的皇帝不但没有怪罪,还当面赏赐五品服予以褒奖。这一次,欧阳修希望朝廷收回成命的要求不但没有人理睬了,还招致反对变革大臣的更加仇视,罗织了一个罪名,把他也赶出了朝廷,贬到条件极差的滁州当知州去了。于是,像范仲淹知邓州而有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中国的文学史上虽有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但中国历史的行进中又少了一名治世之能臣。更为遗憾的是,欧阳修的朋党之论不幸言中,北宋的历史似乎为了验证欧阳修文章之不朽,而以急匆匆的败亡为《朋党论》做了莫须有的注脚。

痛哉!

同样因搞改革而被贬到邓州,且受朋党之害最甚,位阶最高的朝廷重臣是蔡确。蔡确之贬,是北宋历史上朋党之争最为激烈的第三个回合,也把朋党之争推向最高潮。

王安石变法时宋王朝所面临的危机较之“庆历新政”更甚,变法的范围也就更广,力度也更大,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阻力也就更大,受到的攻击也更猛烈。反对者的队伍中,不仅有司马光这样时时处处、事不分大小都讲究礼数、以维护旧体制为己任的卫道士,更有著名改革家范仲淹一手 出的儿子范纯仁,甚至还有“庆历新政”的中坚富弼、激进的欧阳修。按说,司马光原先也为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深深担忧,也多次上言改革,极力提倡开发财源,甚至还推荐王安石并寄予厚望。但到首先以开发财源的变法全面展开后,司马光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为全面否定、全面反对。“庆历新政”时的左右合流,客观上形成了旧党,与新法和参与、支持、拥护新法的所谓新党相对抗,由开始的不合作,继而发展到全盘否定新法,全面攻击新党。

近千年后来看当时如司马光、富弼、范纯仁他们如此坚定地反对新法,一是变法的思路不同。司马光他们的基本思路是改良,是修修补补,譬如一栋房子,哪里有窟窿了就把窟窿补上,抹抹刷刷,能看得过去就行了,并不需要重新安梁立柱。而王安石变法的思路是改革,我要盖一所比老房子更为阔大的新房子,把老房子覆盖起来,老房子破漏的问题在新房子的框架中逐步消化解决。这么一来,富弼他们就像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像改革开放时有的老干部看农村搞土地大包干,“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思想转不过弯来了。一是对参与、支持、拥护新法的人看不顺眼。朝廷重臣、大臣不合作,连欧阳修都提前退休,王安石自然要迅速推荐提拔一些支持、拥护新法的年轻官员。这些年轻干部中,也理所当然地会有一些急功近利之徒,所谓大浪淘沙,泥石俱下,龙鱼混杂,在所难免。迅速提拔,习惯于论资排辈的老臣们自然就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就挑毛病,就品头论足,甚至吹毛求疵。加之一些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朋党之论就再次兴起。他们攻击的对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王安石和变法的领导集团成员。

在王安石变法领导集团中,蔡确是一名重要成员。史载,蔡确当初任御史中丞、领司农,既管检察又管农业改革,新法所涉及农业方面的常平法、免役法等皆出自蔡确之手,随后因捍卫新法而升为右相,神宗去世哲宗继立,升为首相,因此所受到攻击也尤其猛烈、尤其集中。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宋史》把蔡确列在奸臣的首位,蔡确的传记并不长,从记载看,蔡确之“奸”,就“奸”在制定和捍卫新法上。其他所谓之屡屡罗织罪名,陷害缙绅士大夫,《宋史》作者做为反对新法的“二程”的信徒,其记载带有明显的偏颇。相反,《宋史》及蔡确传记中,受朋党之害却而无出其右。

哲宗初立,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即宣仁后垂帘听政,首先起用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司马光为首席执政官、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为执政官,大批旧党成员纷纷官复原职,有的甚至加官晋爵,不但在几个月内把新法废除殆尽,使新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忧愤而死,而且对新党成员发动了全面攻击和清算,身为首相的蔡确便承担着变法和朋党的全部罪责。

朔党是反对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其主要成员、任职御史的刘挚、王言叟率先发难,说蔡确有十大罪名,应当逐出朝廷,可谓十恶不赦。第一大也是最主要的罪名就是蔡确当年自始至终参与了全部的“冤狱苛政”。提出所谓的“冤狱”,主要是为了制造同仇敌忾的效果,以便于集中对蔡确的攻击火力。所谓的“苛政”,才是攻击的要害所在。当司马光、吕公著提出废除新法中的“烦苛”内容时,蔡确说当初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建议,这一来就更为旧党成员所不容,他们决不允许政敌有这样和他们类似的见解,他们要捍卫废除新法的严肃性和政治上的纯洁性。接着,蔡确就被罢相,驱逐出朝,任陈州知州。第二年,受其弟弟的株连被夺职,被赶到安州,又被赶到了邓州。

共 10787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章由范仲淹被贬后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邓州入开篇,论及范仲淹以及此后被贬此地的人,被贬原因,揭开了使北宋由盛而衰的朋党之争的面纱。其后,如剥笋层层深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分析、指出了朋党形成的原因、发展过程,最后结局,对个人和国家的危害。千年前的朋党政治,对今天的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原因,不容易用短篇幅说清楚,而作者,由大家熟悉和关心的历史人物和与其相关的城市入手,引导读者产生对朋党的关注和了解的兴趣,进而在众多头绪里,抽出主要核心的脉络,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让读者明白。文章用朴素浅显的语言道出了深奥复杂的道理,完全得力于作者的文字功底和很强的逻辑能力,正确的哲学观点。是一篇知识性趣味性并存,而又严谨的文史知识普及文章。推荐欣赏。【:北极主人】 【江山部·精品推荐】

回复1楼文友: 1 :2 :26 笔者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治运动,对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如 反右 也有记忆,痛感政治运动的复杂性,社会改革的艰巨性,政治斗争的严酷性,看到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就有了别样的感受,写出来与友共享。

2楼文友: 20:01:27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岳飞的故事。根据早先的历史,说是秦桧所害,因此现在的杭州西湖岳飞墓前还有秦桧夫妇的跪像。近来看到了一则新消息,却在为秦桧翻案。哎,历史啊,真的是复杂迷离,让人琢磨不定。谢谢作者。

回复2楼文友: 2 :20: 4 残害岳父的人有两个,一是皇帝,一是秦桧。因为皇帝撑腰,所以秦桧才会说 莫须有 。 莫须有 并不是罪名,而是 不需要有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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